“为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帮助我国企业更好地认识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暨深圳市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院、广东省企业风险管理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2018年度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中的风险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以此来窥探我国企业普遍面临的主要风险，并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形势对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进行挖掘，以期为企业开展风险防控提供参考。”
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4月30日，沪深交易所共有3604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剔除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因素，通过对上市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进行归类分析发现，上市公司共披露了战略、市场、运营、财务、法律合规5大类58小类17000多条风险信息。按照58类风险在上市公司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发现，2019年度，我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分别是宏观经济风险、中美贸易战风险、投资风险、竞争风险、价格风险、汇率风险、安全环保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应收账款风险、合规风险。
风险一：宏观经济风险
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的阵痛，短期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而国际经济自金融危机之后一直难以恢复，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变化，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日益复杂，贸易摩擦、保护主义不断加剧，都给全球经济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国际宏观经济形势
2017年度，世界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势头，然而2018年初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复苏势头被中断。原因在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占全球经济总量约40%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除美之外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复苏、进出口规模、经济增速、经济信心均受贸易战阴霾影响；美联储强势加息，全球汇率波动加剧，引发部分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继续走弱。其中，美国一季度GDP虽大超预期，但结构不佳，主要依靠存货和净出口拉动增长，消费已现疲软态势，而存货和净出口这两个因素也难以维持。研究机构分析，近期多个经济指标显示出美国经济已现高位回落态势，下半年会进入下行通道。欧洲经济在短期内还将延续疲软态势，但总体下行空间有限，日本与英国的经济前景亦存在明显压力。IMF也于近期相继下调了全球和中国经济增速预期。此外，全球经济贸易摩擦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进程、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等三个因素将是国际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
国内宏观经济形势
2018年中国经济外部受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影响，内部存在金融降杠杆、产业结构调整、民营企业融资难等等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宏观经济景气度下行。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增速持续放缓。一季度受“六稳”政策、基建发力节奏前移等因素影响，我国GDP保持在6.4%，好于市场预期；进入二季度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经济减速、政策有所收紧和市场预期改变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景气度回落，下行压力增大，预计二季度GDP在6.2%左右。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分析认为，2019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仍然充满变数、中美互加关税的实质性影响将持续显现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升级，以及全球经济减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等，都为中国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国内来看，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和动能转换仍然是我国长期坚定不移坚持的大方向，客观上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由于我国政府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工具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冲击，随着稳增长政策进一步发力，宏观经济有望在三季度企稳，预计全年GDP增长6.4%左右。

风险二：中美贸易战风险

自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发起新一轮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先后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其中重点领域包括通信技术、航空、机械等），以及对中国进口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今年5月初，特朗普政府又宣布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清单的关税税率由10%上调至25%，后期是否还将出台3000亿美元清单具有不确定性。此外，中美贸易摩擦也已经开始向其他方面发展，如美国对华为的技术封锁、美国干涉台湾问题、中美汇率战等。长期来看，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抑制意图明显，中美贸易战未来仍将充满变数，并给我国企业带来如下风险：
出口下降风险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影响逐步显现，未来我国企业将面临较大的出口压力。近年来中美贸易差额持续扩大，统计显示，2018年，中美两国贸易顺差为2.14万亿，占中国全年对外贸易顺差的92%。在此情形下，对于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及持续升级将会使企业承受高额的关税压力，企业原有的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出口业务面临较大阻力。
宏观经济冲击风险
作为中国最大贸易顺差国，中美贸易战将对我国经济带来较大负面冲击。随着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关税的大幅上调，中国企业对外出口将会降低，加上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短期内企业必将转向国内市场，由此可能会造成国内相关行业产能过剩，从而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外风险交织期，此举必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压力。此外，由于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显著地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必将对全球经济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影响。
汇率波动风险
贸易战的持续升温也可能会波及货币市场。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深化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达到了10%左右，波动幅度巨大。随着2019年5月中美贸易战再掀波澜，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周之内贬值超过千点，且是在美元指数走弱的情况下大幅贬值。未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变数不定，人民币汇率可能仍会面临较大的波动。

风险三：投资风险

当前，我国企业普遍面临的投资风险集中表现在并购重组整合协同、PPP业务模式运作、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风险等方面。
并购重组整合协同风险
目前投资并购已成为我国企业进行业务扩张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然而，衡量企业并购成功与否的最大难题往往是能否实现与被并购企业的有效整合。根据一些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咨询公司的调查结论，国外并购失败的比例达六成以上，而国内企业并购的成功率仅仅三成左右。究其原因，多数是由于并购整合不到位，团队不能形成合力，经营理念和思路不一致，业务不能协同运作，文化存在冲突等。从商誉减值来看，2018年度，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中，24.30%的公司计提了不同程度的商誉减值损失，各公司商誉减值损失占资产减值损失的平均比例为40.83%，占非流动资产的平均比例为13.32%。事实上，由于并购交易是一项非常繁杂、涉及面广的工作，如果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做好尽职调查、可行性研究、风险评估和方案规划设计等工作，往往就会出现纰漏，甚至直接影响并购整合效果。在此过程中，还需要合理把握整合的尺度，过犹不及，反之亦然。此外，由于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影响并购项目成功的不确定性可能随时出现，因此，企业并购整合计划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弹性调整，以达到最佳效果。
PPP业务模式运作风险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PPP市场，财政部、发改委等相关监管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PPP方面的政策法规。但总体而言，我国PPP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新生事物，且由于项目本身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领域广、复杂程度高、工期和质量要求严、公益性强等特点，使得该类项目运行存在较大风险，包括政府决策和审批延误风险、政府信用风险、政策法规变更风险、公众反对风险、融资风险、项目建设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风险、腐败风险、配套设施提供风险等等。实践中有许多项目遇到了较大问题甚至失败。因此，企业在进行PPP项目投资运营时，一定要做好项目甄选、合作伙伴选择，以及项目融资、采购、建设、运营、合规等全方位、全过程的风险识别和防控，确保项目风险可控在控，项目预期目标得到最佳实现。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风险值得关注
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衰退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不利环境下，“一带一路”的推行无疑为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提供了新的、巨大的发展机遇。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宏观环境复杂多变，政治体制、宗教文化、经济基础和基建条件差异较大，市场、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不健全、不对称、不透明，部分重要区域如中东、非洲等国家政治局势一直动荡不安，再加上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严峻复杂以及部分沿线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对欧美国家的高度依赖等，都使得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经营中所面临的风险不容小觑。同时，海外投资项目本身的大规模、长周期、高资金等特征也决定了其高风险性。因此，对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来说，海外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意义重大，必须从组织及职责权限、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可行性研究、审议决策、法律合规审查、技术手段、制度流程、过程管控、监督评价、违规追责等多个方面加大投入，聚焦重要业务环节和关键风险要素，确保重大重要风险无一遗漏，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在不发生颠覆性风险的前提下促使项目实现最佳收益。
此外，企业还应当关注大规模投资并购带来的业务扩张风险，妥善应对快速扩张所带来大规模、多元化集团化管控能力的挑战，避免因管理体制、机制和能力与发展速度不匹配而阻碍企业的正常运行和长远发展。

风险四：竞争风险

竞争风险重点集中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服装服饰业、互联网和软件信息服务业、零售业，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低端、低质量产品和服务供过于求。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普遍存在着大而不强、整体层次和发展水平偏低的现象，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处于低端位置，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同质化竞争较为严重，部分行业甚至存在产能过剩现象。
中高端、优质产品和服务能力不足。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高品质、高端产品和高质量服务的需求更加突出，但目前国内企业的产品供给还不能很好满足需求结构的这一变化。如此前轰动全球的中兴通讯因遭美商务部封杀制裁，运行几乎陷入停滞，而中兴之所以会被美国“扼住喉咙”，正是因为其约占营收60%的电信设备关键组件和芯片，以及约占营收30%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关键零部件均主要依赖美国供应商。
行业下行，导致企业竞争加剧。受国家优惠政策退出及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部分行业景气度下降，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如受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出及中美贸易战等不确定因素，汽车行业增长陷入停滞。2018年下半年以来汽车市场销量下滑，竞争加剧，各厂商纷纷开展“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降价促销手段以减轻库存压力，全年销量较2017年同比下滑2.8%。
国家对重点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大力扶持，吸引竞争者不断加入。近年来，为全面建成现代化工业强国和经济强国，国家针对智能制造、互联网及软件技术、集成电路、光伏、风电、水务和环境治理等重点及战略新兴产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或利好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纷纷投身其中。如截止2018年底，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3.78万家，较上年增加2881家，增幅8.26%。
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市场化程度提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企改革、电力体制改革、油气体制改革等的不断推进，相关行业门槛降低，市场化程度日趋提高，不但面临行业现有企业竞争加剧的压力，还要面对有品牌、有实力、有技术的外来企业的入侵威胁。以电力体制改革为例，目前我国电力市场化力量逐步显现，售电侧市场竞争机制初步建立，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逐年攀升。据统计，截至2018年8月，全国在电力交易机构注册的售电公司达3600家左右。而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也使得原有电网企业积极谋划转型，发掘新的效益增长点，构建新的盈利模式。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市场需求变化加快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近年来，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企业传统的运营模式带来较大冲击，而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产品更新速度加快，以及消费者需求日益个性化和多元化等，也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如为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零售业企业不断转型升级，新兴业态快速增长，智慧零售、跨界零售、绿色零售、无人零售等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传统零售、电子商务在科技、供应链等领域相互渗透、融合，行业竞争愈发激烈。

风险五：价格风险

价格风险主要集中在能源业、农牧业、制造业等行业，具体表现在原辅材料价格波动和产品销售价格下降两个方面。

原辅材料价格波动
受宏观经济环境、政治局势、国家产业政策、市场供需变化、自然环境、人工成本等多种因素影响，大宗原辅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价格走势难以预测。部分原辅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压力。如钢材生产所需的铁矿石、煤炭等大宗原辅材料2018年以来价格出现较大上涨幅度。铁矿石方面，由于受矿难、火灾和热带气旋等意外事件影响，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Vale）、力拓（RioTinto）和必和必拓（BHPGroup）纷纷下调今年的铁矿石产量，导致全球铁矿石供给紧俏，从而不断推升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短期内涨势难变。煤炭方面，2018年，受煤炭需求旺盛、环保限产、安全检查等因素影响，煤炭价格整体高位震荡。从中长期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持续淘汰落后产能、加强行业整合和环保压力将使得煤炭产能规模不断收缩，供需两侧将不断匹配，预计煤价总体仍将维持在中高位水平。
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受供求关系、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往往会面临客户直接压价、竞争对手价格竞争甚至恶意的“价格战”，导致产品销售价格下降，盈利能力降低。如在行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下降的背景下，2019年，国内光通信行业市场形势极其严峻，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最新中国移动普缆集采结果显示，在“最低价满分”且减少入围厂商数量的规则下，光纤价格腰斩近一半。由此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产品的价格水平进一步被拉低。同时，电价、药品价格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价格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和调控，价格不断下调，且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价格竞争逐步放开，企业所面临的价格压力也比较大。

风险六：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航空运输业等，该类行业往往涉及境外业务活动。
2018年，在国内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美元指数升值、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等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先涨后跌，呈现巨大的双向波动特征。从2018年年初至4月初，国内经济开局良好、美元继续走弱，市场情绪较为乐观，人民币汇率延续了2017年以来的升值趋势；但4月过后，随着经济下行压力重现、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升级，人民币汇率转为下跌；6月15日，美方公布了第一批中国进口商品加税清单，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叠加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等致使人民币汇率加速下跌；2019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战谈判结果出现多次反复，预期不容乐观，人民币汇率一定程度受其影响出现反复波动。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节点，人民币汇率呈现出了巨大的双向波动特征，在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进出口业务、国际采购、国际结算、境外投融资、会计报表编制等方面受到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不断加大，汇率风险不容忽视。
随着中美贸易战进入实质阶段，研究机构普遍预测，2019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在走势上将继续跟随美元指数反向波动，人民币汇率仍有阶段性贬值的压力。在此情况下，要特别关注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影响，特别是有境外业务的公司要及时做好应对措施，如进口企业应当提前做好对相关原材料、商品等价格的控制管理，做好成本管控；出口企业也应当注意预防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提前做好风险应对准备。

风险七：安全环保风险

安全环保风险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能源业、运输业等行业，具体表现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两个方面。
安全生产风险
受行业特点和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安全生产一直是采掘、化学化工、机械制造、烟花爆竹、运输等相关行业企业面临的重要风险，也是国家重点监管领域。据国家应急管理部通报，从数据来看，2018年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但整体来看，目前我国安全生产还处在脆弱期、爬坡期和过坎期，事故还处于易发多发阶段，安全管理不能放松。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安全发展理念没有牢固树立起来，一些地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注重数量发展而缺乏安全底线、红线；二是风险隐患点多面广，安全基础不牢；三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尚未完全落实到位，往往为了抢产量、降成本牺牲了安全投入、安全设施；四是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安全习惯有待进一步加强等。可见，多数安全生产事故还是由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缺陷造成的，虽然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各类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给企业安全生产造成了较大威胁，但如果企业自身安全基础牢固、安全管理措施到位，就能够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及早预防，将安全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或控制在最小程度内。
环境保护风险
近年来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将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对大气、土壤、水污染防治的要求日趋严格，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的刚性约束力越来越强，对企业前期、基建、生产等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情况以及有关决议落实情况的报告》，2018年全国环境行政处罚罚款152.8亿元，同比增长32%，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前2014年的4.8倍。
2019年，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根据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要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加强污染源治理，促进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另一方面，要壮大绿色环保产业，坚持源头治理，加快火电、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重污染行业达标排放改造，同时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健全天然气产供销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等。可以预见，今年环境问题仍然会是国家的重点监查对象，我国企业仍将面临较大的环保压力。

风险八：人力资源风险

人力资源风险主要表现为人才结构不合理、高精尖人才短缺、人才竞争压力大、人才流失严重、人力成本不断提升。从行业分布来看，医疗、互联网、软件、专业技术服务等技术门槛较高、行业发展迅速的企业人力资源风险最为明显。
人才结构及高精尖人才短缺风险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运营模式等均发生了巨大改变，由此也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人才素质技能、人才管理模式等提出了更高挑战。特别是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已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的集约型增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转型升级，以自主创新的技术带动质量效益提高，将是今后很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同时，随着“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的不断深入推进，以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各行各业的不断应用，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依赖多学科、多领域大跨度、深层次的交叉渗透和跨界融合的复杂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建立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人才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成为企业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
人才流动风险
受人才竞争、薪资待遇、职业发展、新兴行业吸引等多重因素影响，人才在各行业和岗位之间的流动日益普遍。BOSS直聘研究院《开源时代：2019人才资本趋势报告》调查显示，2018年有跳槽经历的人才总量较2017年增加了32.3%，其中，技术类岗位流动密度明显更高。全球领先的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发布的2018中国职场人跳槽趋势洞察和《2018中国人才招聘趋势报告》也显示，中国职场人跳槽周期逐年缩短，跨行业及地域流动趋势明显。互联网、房地产、汽车成为人才净流入比最高的三大行业，而电信、信息技术与服务及石油能源等行业则正在面临显著的人才流失问题。越发频繁的人才流动一方面体现了越发活跃和开放的职场特征，另一方面也给企业招聘和留住人才带来新的挑战——人才留存难度增大、招聘工作量激增等。
人才成本上升风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通货膨胀、供需关系等因素影响，人力资源成本普遍呈现上涨趋势，尤其是发展比较快的新兴行业及面临升级转型的行业，从而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压力。统计显示，2018年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工资薪酬占管理费用的比重较2017年分别上涨49%、47%、33%、15%、10%。中国银行2019年“1120工程”调研数据也显示，当前人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正在不断加深，高达82.2%的被调查企业认为人力成本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正在不断加深。企业普遍反映受社保严格缴纳等因素影响，减费降税的利好影响几乎全部消失，人力成本剧增成为经营成本高昂的最主要因素。

风险九：应收账款风险
应收账款风险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相关行业。从应收账款比例来看，2018年度，我国建筑行业上市公司1年以内应收账款比例平均值为60%，制造行业为8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为74%。从应收账款周转情况来看，2018年度，我国建筑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平均值为4，约54%的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小于3，68%的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于平均值。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约53%的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小于3，68%的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于平均值；通用设备制造业约58%的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小于3，64%的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于平均值；专用设备制造业约59%的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小于3，66%的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于平均值。
总体来看，应收账款风险普遍发生在生产制造类企业以及交付周期长、分阶段实施的房屋、土木建筑工程建设或装饰装修工程、重大设备安装工程以及软件开发等类型业务中，具有较强的行业或业务特殊性。实质上，应收账款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促进企业产品销售、减少库存成本等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应收账款的弊端也很明显，一方面，会大量挤占企业流动资金，给企业现金流造成较大压力，另一方面，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政策等因素以及客户经营和信用状况变化的影响，给企业造成坏账损失。如何平衡好上述两个矛盾对立的问题、充分发挥好应收账款对企业的积极作用，关键在于企业要切实提高应收账款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应收账款管理机制，确保对应收账款风险的有效防控，提高应收账款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风险十：合规风险
合规风险压力较大的行业有医药、房地产、电力、石油和天然气、汽车、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等。近年来，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针对上述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法规，使得行业企业面临的合规和经营压力日益加大。

医药行业
随着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与深化，各种医药改革政策措施频出，公立医院改革、两票制、医保支付方式、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招标降价、一致性评价、药品审评制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GMP飞行检查、工艺核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以及国家医疗保障局挂牌成立等改革政策措施纷纷落地执行，都将深刻影响医药产业的各个领域，对药品经营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未来，加强药品质量控制及药品控费将成为国家医药改革的常态。这些都将给医药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房地产行业
2019年，国家关于房地产仍然坚持“以稳为主，一城一策”的政策基调，一方面，继续坚持住房居住属性、紧盯房地产金融风险、分类指导、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的大方向；另一方面，各地结合市场运行现状，积极落实主体责任，一城一策，防止楼市大起大落。总体来说，未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趋向将更加注重长效机制的建设和调控的市场化，同时，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上将具有更多自主权，区域调控政策差异化。这对于对房地产企业风险控制、把握市场的能力以及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电力行业
电力行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性产业，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政策、能源开发政策等影响，如“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供给侧改革”等政策的出台，对电力企业的技术创新、节能环保、智能化等综合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加速，电力体制改革逐步向深层次推进，输配电价改革、增量配电网改革试点、电价传导机制、电价政策落实、电能替代等措施不断落地见效，电力市场商业模式将发生彻底改变，电力企业的发电量模式、电价模式、收益机制和盈利模式也将随之改变。此外，国家对可再生能源提出强制配额要求，从而对企业加快电源结构的调整步伐提出挑战。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随着天然气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化，各项政策相继出台并不断落实。根据国家《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将进一步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同时，随着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步伐加快，气源渠道更加多样，价格调整更加频繁，市场主体更加多元，经营难度加大，受销售价格调整滞后影响，利润空间会一定程度降低。

汽车行业
自2016年开始，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实行逐步退坡措施。2019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在2018年的基础上继续退坡超过50%，并取消“地补”，改为补贴充电基础设施。2019年3月26日至2019年6月25日为过渡期，6月26日新的补贴政策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调整，可能对企业新能源汽车配件业务带来一定的政策风险。此外，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城市环境污染影响加剧，交通出行状况不断恶化，能源消耗加大等问题逐步凸显，国家对于汽车消费的产业政策调整明显，未来势必将不断加强对汽车产品尾气排放的要求。

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
“十三五”以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密集出台了“三个一批”、煤电建设风险预警、淘汰落后产能、开展专项监管、取消一批以及进一步调控煤电规划建设等一系列调控煤电发展速度的政策“组合拳”。2017年，国家发改委等16部委联合发文要求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明确提出从严淘汰落后产能、严控新增产能规模、加快机组改造提升等一系列要求。2018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化解煤电过剩产能。2019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调结构、优布局”。预计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煤电产业将持续处于“淘汰落后产能、优化改造存量、严控新增装机”状态，这将对企业投资开发新项目产生一定限制，对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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